布莱顿南安普敦哪里好:限制生育理由不成立

梁建章 原創 | 2019-09-26 12:43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人口 生育 

南安普敦vs利物浦 www.rupcqk.com.cn   在慶祝新中國70周年之際,我們期待中國決策層能夠審時度勢,全面放開并大力鼓勵生育。我們相信,只有力挽狂瀾地扭轉人口頹勢,恢復中華民族的正常繁衍,中國才能實現真正的復興。這個時代在未來的地位,將取決于我們在人口問題上的作為。

  一、人口政策變遷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人口從農業社會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 過渡到工業化初期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再過渡到工業化中后期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促使這種變化的因素可歸為社會轉型、經濟發展和人口政策。根據人口政策方向,可將新中國70年分為四個階段:

  1)1949~1970年:限制節育和鼓勵節育的交錯

  1949年9月,針對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把中國發生革命歸因于人口太多的說法,毛澤東表明了他對人口的基本態度:“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 1950年4月,衛生部發文限制機關和部隊婦女非法打胎。1952年,衛生部規定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1953年,衛生部要求海關禁止進口與國家政策不符的避孕用具和藥物。這些政策旨在?;じ九?,實則限制了節育。

  1953年新中國首次人口普查顯示,當年中國大陸人口5.83億,年增1300萬。總人口遠超1949年普遍認為的4億多,催生了節育政策。年底,劉少奇主持召開座談會,明確了節育方針。1954年11月,衛生部規定:“避孕節育一律不加限制,但亦不公開宣傳。” 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示:“我們黨是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的”。1957年3月,毛澤東提到:“實現有計劃的生育”。7月,《人民日報》發表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主張人口控制。

  1958年4月,隨著反右運動的推行,全國報刊開始發文批判馬寅初。毛澤東提倡破除“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的迷信,指出“人口十億也不怕”。節育活動中止。

  “大躍進”和隨后的三年困難,再次促使政策轉向。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批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的狀態。” 1964年1月,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各地也成立了相應機構,開展節育工作。但這些工作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基本陷入停頓。

  在1950~1970年,中國每年出生人口,除去在1959~1961年困難時期低至1300~1700多萬,基本波動在2000~3000萬之間。中國總人口則從5.54億增至8.52億,年均增長1355萬。這個增幅很大程度可歸因于預期壽命從1950年的不足40歲上升到1970年的60多歲。

  不過,從世界范圍來看,這段時間中國人口的增幅并不突出;在1950~1970年,中國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僅從21.8%上升到22.3%,升幅僅0.5個百分點。特別是,在中國占世界人口比例從1820年35%降到2018年18%的過程中,1950~1970年是這兩百年的跨度中唯一上升的20年。

  2)1971~1979年:以“晚、稀、少”為特征的計劃生育

  1971年7月,國務院批轉《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開啟了計劃生育時代,標志著人口政策從政府倡導,轉變為以生育水平的目標為導向的,對家庭生育行為的干預和控制。

  1973年12月,全國計劃生育匯報會提出了“晚、稀、少”政策;晚”指男25周歲、女23周歲才結婚;“稀”指兩胎要間隔4年;“少”指只生兩個孩子。

  隨著計劃生育推行,中國生育率從1970年的5.8降至1980年的接近更替水平的2.3左右,年出生人口從2800萬降至2100萬左右,總人口則從8.52億上升至9.75億,年均增長1230萬。同期,中國占世界人口比例則從22.3%降至22.15%。

  3)1980~2013年:以“一胎化”為基調的計劃生育

  1980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關于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情況的報告》,指出:“計劃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經濟的措施,鼓勵只生一胎。”

  1980年2月,新華社公布了宋健等的《中國人口百年預測報告》。該報告稱,如果生育趨勢不變,中國人口到2050年將達到40億,引起震動。9月7日,華國鋒總理表示:“在今后二三十年內,必須在人口問題上采取一個堅決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啟動了以一胎化為基調的計劃生育政策。公開信在表述上僅“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但在實踐中,這往往表現為強制性的生育數量限制。1982年,中共十二大確定計劃生育為基本國策。

  但在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下,生育率并未延續之前的下降趨勢,而是出現反彈,并在1980年代徘徊在更替水平以上;這背后是平均生育年齡的大幅提前。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對政策的恐慌引發不少年輕女性搶生。

  1984年4月,針對一胎化激化的社會矛盾,中共中央在批轉《關于計劃生育工作情況的匯報》的文件中,適當放寬了限制。該文件奠定了1984年至2013年計劃生育政策的主要模式:以大中城市為主的城鎮居民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孩子;第一胎是女孩的農村居民允許生第二胎;少數民族可以生育2到3個孩子。

  1986年,鄧小平會見外賓時說,“人多是中國最大的難題。我們現在控制人口增長。到下個世紀三十到五十年,人口至少增長到十五億。”

  隨著1960年代中期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進入婚育,出生人口在1980年代末期逐步增加,并在1990年超過2800萬而達到高峰。1991年5月,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此后,中國出生人口急劇減少。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回測,年出生人口從1990年的2900萬降至1999年1400多萬,10年內銳減一半, 但這種劇變并未反映在當時的各年年度統計中。盡管自1991年的抽樣調查就一再顯示生育率已經大幅低于更替水平,對漏報的高估以及對生育形勢的慣性思維導致這些數據未被采信,甚至反映生育狀態最核心的生育率數據都一度從公開出版物消失。

  2001年12月,《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公布,并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計劃生育政策上升為國家法律。盡管2000年人口普查中抽樣調查的原始數據顯示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1.22的超低水平,但計劃生育部門以漏報嚴重為由,把大幅調高后的1.8作為人口政策的基本依據,持續時間達10年之久。

  2002年3月,江澤民主席強調,“人口問題是制約可持續發展的首要問題,是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穩定低生育率水平成為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

  2003年12月,溫家寶總理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提到“多么小的問題乘以13億,都可以變成很大的問題,多么大的經濟總量除以13億都可以變為一個很小的數目,這就成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2004年3月,胡錦濤主席指出,“未來幾十年人口總量仍將持續增加、資源人均占有率低、勞動就業越來越大的壓力、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等一系列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突出矛盾”。

  2006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提出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文件強調必須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穩定現行生育政策不動搖,黨政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不動搖。

  在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下,中國出生人口振蕩走低。年均出生人口在1980年代為2320萬,1990年代為1950萬,2000-2013年則為1627萬;總人口從1980年的9.87億增長到2013年的13.6億,年均增長1130萬。同期,中國占世界人口比例從22.15%大幅下降到18.85%,降幅為3.3個百分點。

  4)2014年~2019年: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

  2013年衛生部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合并。2014年單獨二孩政策在全國逐步實施,但效果有限,2015年全國出生人口甚至比上年減少32萬人。

  2015年11月現任領導人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首次提到“少子化”、“適齡人口生育意愿明顯降低”、“總和生育率明顯低于更替水平”,并將“14歲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勞動年齡人口開始絕對減少”列為人口安全挑戰。這表明了現任領導人對人口形勢的充分把握和對人口與發展關系的深刻認識。

  自2016年元旦開始,全面二孩政策實施。近年計劃生育的表述在各種官方文件中逐步淡出。不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近幾年的全國兩會上紛紛提交提案議案,呼吁全面放開生育。

  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不再保留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組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盡管兩次政策放松釋放了之前堆積的生育意愿,但反彈持續時間和幅度都遠低于預期,且在反彈后很快就掉頭向下。從2014年到2018年,年平均出生人口1670萬,總人口從13.6782億緩慢增長到13.9538億,年均增長689萬人。同期,中國占世界人口比例從18.8%降至18%,5年里下降0.8個百分點,遠超1950-1970年的20年中上升的0.5個百分點。

  二、對生育限制政策的反思

  縱觀歷史,人類自身的繁衍是一個自然過程,生育決定通常是家庭和個人自主。而新中國人口政策的基調是對家庭生育決定進行干預。在1971年之前,人口政策在節育和限制節育之間搖擺,后來則表現為以限制生育來實現某種設定的人口目標。而1980年啟動的一胎化,更是人類歷史上最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厥桌純?,支持限制生育的各種理由皆不成立。下面列出并分析其中一些誤區。

  誤區一,中國人口快速增長

  新中國前期人口快速增長的背景是死亡率銳降,而全球所有國家都經歷過死亡率下降帶來的人口暴漲。從歷史比較來看,中國1950~1980年人口增長幅度,低于主要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后的人口增幅,更低于同期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幅。過去兩百年來,中國的人口增幅在世界幾乎墊底,導致中國占世界人口比例,從1820年的35%,降至2018年的18%。

  對未來人口嚴重高估是生育限制政策得以強化和延續的重要因素。宋健在1980年預測中國人口到2050年將達40億,催生了極端的一胎化政策。但即使沒有一胎化,中國人口峰值也不會超過16億。嚴重誤導決策的還有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他在2014年預測,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的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將達4995萬,而實際僅1786萬。在二孩政策實施之后,國家衛計委預測2018年出生人口最低為2082萬,而后來公布出生的1523萬,比這個最低預測還少559萬。

  誤區二,自然資源匱乏

  中國人均資源,雖低于世界人均,卻高于大部分國家的人均數據。因為資源分布極不平衡,世界人均被極少數地廣人稀的國家拉高而極具誤導性。更重要的是,資源價值占享用財富的比例不到5%且越來越低,這點可從手機,汽車、房屋、醫療、旅游、教育等支出中資源價值占比之低得到印證。

  中國目前是世界最大資源進口國且有貿易順差, 說明中國人口規模和集聚優勢所節省的廣義交易成本,超越了進口資源的價值。而且,資源進口在和平時期甚至是國際博弈的武器而非軟肋。此外,技術進步通常表現為新資源被開發和利用;煤炭、石油、頁巖油莫不如此??考跎偃絲誒唇檔托棖?,恰恰延緩這個過程而抑制技術進步。

  誤區三,生態環境惡化

  自然界本身的變化遠超過人類的影響力。比如,在過去兩萬到八千年,海平面上升了120米,而人類活動更頻繁的過去六千年,海平面則基本穩定。而在可比較的時間內,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要遠大于人口政策。比如,從1980~2010,中國年能源消耗增長400%,而這期間極端一胎化所減少人口最多不會超過15%,幅度低一個數量級。

  人類雖會破壞,更能改善生態環境。盡管人口還在增長,但得益于環保的投入,包括霧霾在內的環境污染近年已顯著改善。根據美國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研究,在過去20年里,地表增加了相當于亞馬遜森林面積的植被,其中最大的貢獻來自人口最多的中國和印度,而在地廣人稀的巴西,植被卻在減少。根據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在初期工業化之后,環境質量都會改善,這是隨著收入提升,社會更加注重又有足夠的財力和技術條件來改善環境。

  誤區四,城市人滿為患

  中國所有城市建成區,僅占國土面積0.58%,相當于耕地面積的4.2%。 所以城市擁擠的原因不是土地不夠,更非人口太多,而是人口聚集能提高效率?;謊災?,人口只有充分集聚起來才能享受相應效率的提升?;航庥刀碌某雎?,是以經濟發展來改善交通和居住條件,讓人們在生活空間相對寬松的條件下,依然可以享受高效的好處。

  因此,城市擁擠是效率的代價,與全國人口規模關系不大,但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關聯。正因為如此,富裕的國家,哪怕地少人稠,其城市也寬松;貧窮的國家,哪怕地廣人稀少,城市也擁擠。得益于近年的建設,中國的城市建成區的人口密度在全球屬于中等偏低水平。

  中國人多的優勢之一是可供選擇的城市也多。僅建成區人口超過200萬的大城市,中國就有超過30個,而俄羅斯只有2個。經濟和人口的快速增長,讓中國絕大部分城市的基礎設施不斷提升,面貌日新月異。但如果全國人口開始大幅減少,大部分中小城市會加速衰敗,基礎設施會因為需求和財力不足而停止更新甚至廢棄,而人口將會進一步加速向少數大城市集中。這種現象正在俄羅斯尤其日本等人口萎縮的國家發生。

  誤區五,人多導致就業困難

  所有的工作機會都來自人的需求。因此,人既是求職者,又是工作機會的源頭。人口減少,找工作的人少了,但就業也會更少,而且因為更難匹配而加重就業困難。經歷少子化,人口不斷萎縮的東北,就業景氣指數在全國各大區域一直墊底。如果中國人口僅現在的1/5, 那么教師、零售人員、出租車司機等職位只有現在的1/5,但航天、高鐵這些由人口大國支撐的行業可能會消失。

  馬寅初在《新人口論》中問道,“從前一千個人做的事,機械化、自動化以后,五十個人就可以做了,那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辦?”其實,機器取代人工意味著,社會整體投入更少的工作時間可以創造更多產品。但是被機器取代的年輕人,他們也許可以學習新的技能,可轉移到新的領域,并因此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在這個意義上,生育限制政策人為可能減少了在技能和生活方式上更適合未來的年輕人的可能性,長遠來看更有可能弱化了就業市場的韌性而加劇就業難。

  誤區六,人口眾多拖累發展

  經濟活動的本質是需求和供給的匹配,人口眾多會讓匹配效率更高。其他條件相似,人口多的地方通常更富裕。比如,中國大陸28個省區中,人口密度最大的5個中,就有4個排在人均GDP的前5位。此外,人口增長緩慢的地區,長期來看,人均GDP增長也更慢。對人均GDP來說,人不僅是分母,更貢獻于分子,而且對分子影響更基礎,更長效。歸根結底,人對發展的價值是正的,而不是負的,否則人口越來越多的人類社會,怎么會越來越富裕?

  生育率從高到低,短期內會降低養育負擔而促進經濟發展,但效果有限。根據我們的分析,1980~2013年的一胎化只讓中國人均GDP增長快了一到兩年,但其長遠代價要遠超限制生育的短期紅利。如果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將逐步老化并最終陷入持續性衰減。其后果是,養老負擔加重,財政狀況惡化,需求與供給同步萎縮,幾乎所有行業都會成為夕陽行業,投資意愿低迷,創新活力加劇弱化。

  由于人從出生算起,要20多年才能完全進入經濟循環,生育狀態對經濟的影響有數十年的滯后。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中國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得益于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出生的大量人口。他們接受教育、成家立業、追求更好的生活,并為此努力,正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近年中國經濟增速顯著放緩的一個基礎性因素可能就是1990年代出生人口銳減。

  誤區七,質量比數量更重要

  質量與數量并不對立。相同質量下,整體人力資源的力量與數量成正比。而且,規模效應可能讓更多數量伴隨更高質量。比如人口越多的城市,平均教育質量會更好。長期低生育率會導致人口老化,既減少人力資源的數量也降低其質量。

  早在兩百年前全球只有10億人時,馬爾薩斯就認為,由于人口的增長快于食物的增加,人類將面臨災難。現在全球76億人,人類卻活得更長,更健康,更多彩。假設全球人口一直維持在10億不變,那么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手機、互聯網、高鐵、噴氣式飛機,即使存在,其迭代進步的步伐也不會如此迅速。現代人類的生活方式高度依賴于全球巨量人口。眾多的人口能促成細分、多樣化、競爭激烈的大市場,也能孕育更多的杰出人才。

  規模效應也體現在國力對比上。從歷史經驗來看,如果兩個處于相同技術階層的國家競爭,那么人口多出一倍所形成的規模優勢將難以撼動。在互聯網、人工智能及文化創意等新興領域,人口規模效應更加明顯。這些行業需要巨大的研發投入,而邊際成本卻很低,有利于優勢企業在大市場的快速擴張。目前人工智能最發達的是中國和美國,而這兩個國家需要和開發人工智能的有效人口也最多。

  中國的核心優勢就是語言相通、文化一致、聰明勤勞、追求世俗成功的眾多人口。得益于這種優勢,中國成為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門類的國家,綜合與規模優勢無國可比。但在人口是負擔的觀念下,生育限制政策,卻采用了最嚴苛的手段把這個核心優勢當成劣勢來消減。

  三、人口政策的經驗教訓

  雖然把握人口自身的變化以及人口與其他變量的關系需要全面深入的研究,但否定限制生育的目標卻不難。這些目標通常表現為總量和增長率的上限。那么,制定這些目標的根據是什么?達到這個目標能給經濟、社會、國防各方面帶來多大收益,又給公眾帶來多大的代價?收益與代價是否可以對比,又如何隨時間變化?這背后需要什么假設,這些假設的可靠性如何?

  可以說,生育限制政策難以經受這些拷問。作為一個給民眾帶來巨大的現實和倫理代價,給政府帶來沉重行政成本和形象傷害的政策,如果其邏輯鏈條中任何一個環節不成立,整個政策就應該停止。

  但生育限制政策自啟動后,就長期陷入單一方向的巨大慣性之中:在生育率已降至接近更替水平的1980年,推行更嚴厲的一胎化政策;在2000年人口普查已顯示極低生育率時,罔顧1990年代出生人口陡降40%以上和東亞其他地區生育率持續走低的事實,依舊把穩定低生育水平當成重點工作;在數次五年計劃的新增人口都大幅低于規劃之后,人口峰值預期不斷下調,老齡化?;找嫜現氐那榭魷?,到2006年還提出要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這些匪夷所思的現象可歸為多個原因。

  一是萬眾一心的政治環境壓縮了不同觀點的討論空間,限制了社會的反思和糾錯能力。特別是在計劃生育被確定為基本國策,即使在學術平臺,質疑一胎化政策的聲音被壓制。在此背景下,學術界缺乏有效機制讓不同的獨立研究成為決策的科學依據,而決策體制更是無法反思這種長期和宏觀的方向性問題。隨著政策的執行手段變得越來越精細和有效,整個社會卻越來越遠離對政策目標本身是否合理的思考了。

  二是計劃生育部門是人口政策的執行部門,利益直接受政策影響,在決策醞釀中理應回避,但在現實中卻起重要作用。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下極大地強化了計劃生育部門的地位,迫使各級黨政部門全力配合他們的工作。而針對所謂“超生”家庭征收社會撫養費,也是基層部門經濟利益所在。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利益使得計劃生育部門有強大動力延續生育限制政策。而長期從事一項工作的群體也難以在情感否定自己的事業。

  三是在中國的政策演變中,人口往往是被當成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只是到了近年,以人為本、尊重生命價值、注重人倫常理和維護基本生育權才更多地出現在社會意識之中。如果這些意識之前就更加強烈,即便對人口趨勢的判斷出錯,對人口與發展關系的認識出現失誤,強制性的生育限制政策也難以提出,更不會強勢推行。但在整體意識絕對主導公共政策的情況下,這個安全閥失效了。

  在長期的計劃生育宣傳下,中國社會形成了片面強調人口是負擔的偏執觀念。令人欣慰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新一代領導人對人口問題的論述令人耳目一新。這尤其體現在正面看待人口的理念上。在此之后,“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相繼實施。

  但隨著育齡高峰期女性數量銳減,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導致的生育堆積反彈趨于結束,出生人口將面臨雪崩式減少。如果生育率無法顯著提高,出生人口將進入階梯式跳水,無法見底。嚴重的超低生育?;侵泄媼俚淖畬笪;?。

  如果說對人口爆炸的恐嚇性預言全部破產,那么低生育率?;欠褚彩俏Q運侍?? 但對人口增長的擔憂,與對人口衰減的擔憂有著本質的區別。人口增長的邊界與其說存在于物理世界中,不如說受限于我們的想象力。破除這種擔憂需要的是樂觀的精神和探索的勇氣。相反,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的終點就是人類自身的消亡??梢運?,對人口增長的擔憂源自對未知的恐懼,而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則是維持群體延續的基本前提。

  世界上所有超低生育率國家當生育率低于1.5 就會大力鼓勵生育。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的生育率僅為1.22,即使漏報率高達20%,實際生育率也不到1.5,那時中國就應該鼓勵生育,但現在中國是唯一還在限制生育的超低生育率國家。

  由于在城市化和生活水平上距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科技創新也剛剛才開始發力,中國依然有巨大的空間來發揮人口的存量優勢,這種上升勢頭在未來二三十年銳不可當。但如果現在無法逆轉嚴重的超低生育率趨勢,這種輝煌可能只是曇花一現就將成為明日黃花。雖然低生育率?;嗇遜?,但還存在一線轉機。在慶祝新中國70周年之際,我們期待中國決策層能夠審時度勢,全面放開并大力鼓勵生育。我們相信,只有力挽狂瀾地扭轉人口頹勢,恢復中華民族的正常繁衍,中國才能實現真正的復興。這個時代在未來的地位,將取決于我們在人口問題上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