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2012南安普敦:疫情防控 警惕被恐惧绑架理性

刘国恩 原创 | 2020-02-04 13:21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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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肺炎“阻击战”

  庚子年不易。

  2020年1月13日,我和家人前往日本短期休假,顺道在神户大学做讲座。没过几天,突发的武汉肺炎疫情,打乱了预定的回程时间,于是决定再滞留几日。然而,身在日本,心系国内疫情,睁开眼睛,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无一不是关于处于全国总动员的武汉肺炎“阻击战”。此次疫情正在演变为一场全国、甚至全球性的公共卫生?;?。

  过几天就要回国了。朋友告诉说,今年的最佳礼物非口罩莫属。于是,去东京的商店购买口罩,发现因国人狂购,大多数商店不得不限购了,以保障更多人能够买到。之后来到名古屋,以为可以多买点,结果仍然是每人限购5包??蠢?,恐惧已越过国界,开始在日本蔓延.... .新闻上说,美国华人社区的恐慌行为也大同小异,只是还没限购。

  观察亲朋好友的当前反应,好像除了武汉肺炎病毒,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不值一谈,似乎要社会上下“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清除这个瘟神,才能安心度日。手机刷屏各路关于新冠病毒的消息,已经成为当下人们惶恐中最忙碌的事。民众恐慌情绪日益剧增,令人喘不过气来,已难以分清究竟多少是关于肺炎病毒的理性认知,多少源于众人的集体恐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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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胁到底有多大

  此次新冠病毒究竟有多严重,对人类生命的绝对威胁到底有多大,截止目前,无人确知,也许永远也无法知晓。因为它是个不确定性的新型冠状病毒物种,没有已知的风险概率函数可资分析;又因为个人、社会、政府交叉进行举国上下的各种干预,对其开展干预评估和科学认知的归因分析变得几乎不可能。

  不过,作为健康经济学家,我仍然好奇人类在过去应对重大公共卫生?;虿蝗范ㄐ允录木樾形?,是否能够映射当前人们的认知,从而对采取更为理性和有效的防控措施有所启示。从历史上看,人类最近一次的灾难性公共卫生事件当属1918-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H1N1甲流),它导致全球超过5亿人感染,估计有2500-5000多万人丧生,死亡率高达6%左右。进一步分析发现,超过百万级死亡的地域大多都分布在亚非拉的贫穷国家,当时这些国家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诊疗能力极度有限,应该是导致死亡率高的主因。如果进行同期疾病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当时全球平均婴儿年死亡率高达26.9%,年均婴儿死亡总数为1600多万,两年死亡也超过3000多万。如今,得益于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全球婴儿死亡率已大幅降低到2.9%以下。不难想象,如果那次大型甲流发生在今天,结局应该大不相同。事实上,2009、2013相继发生的H1N1甲流所造成的灾难性结果相对更低正表明了这一点。

  再回到当下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人们在初期极度恐慌其难以琢磨和逃避的不确定风险,自然无可非议。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常识:即面对某些可以部分防控的常见疾病,其实际死亡风险也不小。根据国家疾控中心2019年底的官方统计:中国每年常规流感超额致死人数为8.8万。那么,保守估计,流感高发季节的平均每月致死人数不会低于1万。因此,就实际发生的灾难性结果而言,常规流感仍然是目前新冠病毒致死规模的百倍量级。

  还有,随着观察时间的延长,大家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也在增加。1月28日,我曾仔细看了美国卫生部会同CDC主任和顶尖流行病科学家共同召开的官方发布会,根据评估大型传染性疾病严重程度的三个核心指标(致死率、传染率、潜伏期),美国卫生部长Alex Azar报告了武汉肺炎的致死率在3%左右,并且因为大量较轻的患者未能检出,这个数字仍然具有较大的高估偏误。事实上,今天30日公布的全国死亡率已降到2.2%。第二是传染率,根据目前公开发布的科学数据显示,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平均传染人数为1.5-3.5(即R0值),1月29日刚刚发表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文的估计值为2.2,均显著低于我们熟知的几大传染?。郝檎睿?2-20);天花(3.5-7);流感(2-4);SARS(2-5)。第三,潜伏期,目前中外专家一致的估计是不超过14天,因此大多患者应该接近和过了潜伏期。据此,如果感染率不再增加,有专家称这可能预示着武汉肺炎疫情开始平稳或下行的拐点。

  话虽如此,我也时有困惑:以上数据都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武汉肺炎病毒是全新的物种,具有未知的不确定性,谁能保证这个巨兽不会突然完全失控、肆虐人类呢?不过,对于还未曾发生的事,谁也无法给出肯定答案,恐惧正是来源于这种不确定性。尽管如此,我们是否就该“不惜任何代价”防范可能具有灾难性的小概率事件呢?封城,作为重灾区的武汉也许是不得已的权宜之举,但所有其他城市又该如何采取诸如停产、停运等对社会经济的“休克式”疗法呢?对此,我想应该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上下足够的全面思考和从长计议,毕竟我们还有太多其他的重要工作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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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理性决策

  面对全新风险,有?;馐?、争分夺秒,积极作为本不错,但一事会伴生多事,顾此失彼的麻烦可能更大。其实,不仅是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即使在社会事务与企业管理中,但凡涉及处理不确定性事件的责权比较大时,当事人往往因为恐惧、无知、或免责意识而选择过度校正,但由此付出的代价最终得由大家一起买单。因此,凡事“贵在有度”,所谓科学决策就是要对不同行动选择的利弊进行全面、客观的权衡,从而提高集体行为的理性程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类“不惜任何代价”去规避某个风险或解决一个问题,既不明智也不现实。因为人类资源的稀缺性,任何事情的资源投入都将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受到经济学“边际效益下降”铁律的约束。如果“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为眼下一件事配置过多的资源,必然付出挤占其他资源从而增加更大风险的代价。有人说,生命胜于一切,生命无价。真是这样吗?如果生命无价,如何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说?在现实社会中,为何还有不少人愿意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只要能得到足够高的补偿性工资呢?答案在于经济学的道理:勇夫还有包括养家糊口在内的其他诸多经济目标诉求,所以考虑并权衡高风险工作的经济得失就是理性选择的表现。人类的生命健康固然重要,但得有经济基础的支撑;反过来,更好的生命健康又促进经济增长。

  纵观人类发展的演进,其实就是伴随风险成长的历程:与风险共生,并逐渐认识和降低威胁生命的新旧风险。尤其是农业文明以来,人类与传染病的抗争可以说是自身发展的主旋律之一。不仅如此,非传染性的风险也不陌生,并越来越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以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为例,国内交通事故每月致死约1万人,政府不断提高交通安全要求和出台新规章,但并未完全限制出行;药物不良反应每月致死为约1.5万人,医院不断加强用药安全措施和提高医疗水平,但并未全面干预个人用药;雾霾等空气污染致死率更高,人们不断改善空气质量,但除了举办大型国事外,并未全面停止排污的种种生产活动。简言之,人们面对长期伴随的众多威胁生命的风险活动,除了采取理性、必要的防护措施,并未自我恐惧,社会秩序并未打乱。其实,只要经济活动不停,日子就能如常,并还能期待更美好的明天。

  然而,如何解释上述的人类悖论行为?也许生物行为心理学能够提供一些线索:人类物种对习以为常的风险逐渐熟悉,并学会淡定应对,行为科学称之为“预警疲劳”(alarm fatigue);但对未知物种的侵袭本能反应一般是超度紧张,从而采取超度行动,以期规避损失(loss aversion),其中当然不乏理性和非理性的交互作用。有意思的是,在应对新旧物种入侵时,人类并不比动物理性多少:接受与熟悉物种的共生共存,虽然风险依旧;对新物种的到访则极尽全力要么除之,要么逃之,或吓尿自己。这让我再次思考人类与低等动物的本质区别。如果说人和动物都具有贪生怕死的本能,而根本区别在于人类能够理性思考的话,那么人类似乎并未总是很好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尤其是在处理突发应急风险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原始本能所致的恐惧往往占据上风。不幸的是,恐惧正是愚蠢行为和放大灾难的罪魁祸首。

  如同自然界的恐惧行为一样,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也不乏因为自我恐惧而作茧自缚。始于1929年的那场全球经济大?;?,尽管导致?;脑蚍浅8丛?,人们因恐慌而酿成全社会的银行挤兑,是造成美国银行业塌方式倒闭的决定性原因,并从而引发投资、就业、收入的大规模恶性连锁反应。所以,为了阻止经济大规模的持续下滑,唯有从消除众人的恐惧、恢复信心开始。对此,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初的就职演讲中说:“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盲目冲动、毫无缘由的恐惧,可以使人们转退为进所需的努力全部丧失效力”。

  很多时候,恐惧源于人们对事物的不了解和不确定性,而非事物本身。一个社会的成熟在于如何控制?;械目志宄潭?,需要淡定应对而不慌乱,全面考虑而不顾此失彼。今天的中国,正在历经跨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关键阶段。一方面,国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不断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要求随着中国规模的增大而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其对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有效流动要求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此,在应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的“阻击战”中,如何全面科学的权衡城市管控和资源流动的利弊得失,是考验各级政府决策和社会大众行为是否能够更为理性、成熟的重大挑战和难得的学习契机,也是一道关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和高质量增长的重大命题。

个人简介
刘国恩教授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国恩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健康与经济增长,医疗体制改革,以及医药经济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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